越来越多的城中村实现改造“上楼”,村民住进了现代化的小区,原有的一些红白丧事操办方式显得不合时宜,北京通州区多个村出招倡议有移风易俗,让传统的操办方式更简约文明。

移风易俗,简办丧事

移风易俗,简办丧事

通州区永顺镇已有11个村建设了红白喜事大厅,供村民操办红白喜事时使用。其中,新建村还为符合移风易俗标准的村民补助一万块钱,上营村则通过村办饭店提供优惠等方式,鼓励和倡导村民们移风易俗。现在村民们选择更加简约文明的操办方式,每次最少节约几万元开销。

民间红白喜事大操大办,已成为难以根治的顽疾,其间除了项目越来越多,涵盖生老病死和生活日常的方方面面,甚至在媒体报道中,贵州等偏远地区一些农村,连小猪生仔都要操办一番。除此之外,人情往来的标准也越来越高,“在外打工三万三,回家吃酒荷包干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贵州省天柱县石洞镇红坪村农民杨爱东说,吃酒席随礼已经成为不少农民的沉重负担,有的农户一年送出去的礼金接近2万元,挣的钱刚刚“够本儿”,有时甚至“入不敷出”。 

吃酒席随份子本是传统民俗,应体现礼轻情意重的核心价值。不过在攀比风气的驱使下,红白喜事的人情负担变得越来越重,置办酒席和随份子的标准越来越高,人情负担的增加并没有带来人际关系的改善,相反却因为收支均衡性的利益考量,让基层民众的红白喜事变得越来越功利,甚至成为一些人谋取利益的契机。守望相助的人情充满铜臭味儿,也就加剧了整个社会风气的堕落和腐化,借人情往来的基层腐败也就大行其道。 

风气的败坏非短期所形成,实现风气的扭转也非一日之功。移风易俗是一项系统工程,既然民俗的形成是民间之事,就应当发挥民众的主观性和自觉性。之前,一些地方在实施移风易俗的工作中,采取了行政命令等强制措施,比如下发红头文件规定民间红白喜事到置办标准等,与民众应当享受的一些福利挂钩,因粗暴干涉个体权利自由而饱受诟病,也因缺乏支撑基础远未达到应有的目的。另外一些地方则采取民间自治的方式,出台乡规民约实现自我管理、自我监督和自我约束。不过这些方式都因为缺乏正向激励效应,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。 

激励式引导,情感式管理,是破解移风易俗难题的关键。物质激励本身也有情感补偿的功能,民间移风易俗离不开必要的条件保障。一方面,建立统一的红白喜事大厅,为民众操办红白喜事提供了场地保障,也为提倡和实施文明简朴的操办创造了条件。由于场地的免费性和统一化,也极大的节省了成本支出,同时由于所有人都在同一地点操办,有助于执行相对固定的标准,避免人为的超标置办。另一方面,为符合条件的酒席置办者提供一定数量的奖励,或者村办饭店给一定的补助,可以真金白银让民众受益,从而提高其主动执行标准的积极性。 

意愿的激发和主观的引导,需要不断提升自我认识和意识。在手段上需要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措施,由于民间红白喜事属民众自发行为,不能采取较为强硬的措施来保证,一味地倡导也难以达到应有的效果。既然红白喜事本身涉及利益考量,通过奖励或者补助的方式则有其合理性。无论是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,还是从一些地方探索的效果来看,补助简约文明的红白喜事为移风易俗提供了动力,也是推动这一工作深入实施的关键一招。实现移风易俗风气的转变,从攀比奢靡之风回归于简朴文明,还得尊重人性并采取针对性的措施。让矫正方式和手段更加接地气,补助之法的前景值得期待。